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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垃圾法頒布以前的歲月里，巴黎拾荒一行依然多姿多彩。根據人們在撿垃圾的行業里所處地位的不同，其活動方式亦迥然有異:撿拾人、走拾人、定點采集人與回收垃圾的老板的層次十分分明。最底層為夜間拾荒者，沒有固定撿拾地點，往往是長途奔波，從人們棄置在路旁的家庭垃圾里取出東西裝入口袋。當夜間拾荒者能夠具備一個背筐、一個提燈和一把帶柄鐵鉤這樣的傳統工具時，便可以升級為走拾人了。帶柄鐵鉤被拾荒者用來在雜亂陸離的垃圾堆里翻檢斷齒的叉子、目光呆滯的魚頭、變樣走行的包袋、雞蛋殼、蘋果的殘核以及往昔曾經艷麗過的衣裙等等，不一而足。撿破爛用的帶柄鐵鉤曾經被人們俗稱作“郵戮”，撿破爛的人亦被同時稱為“攜帶郎戳的人”。每個夜晚，在早已進人夢鄉的城市里，在黑暗中，往往全家出動的走拾人，貪婪地從垃圾堆里搜尋著尚有一些利用價值的東西;廢棄物品中往往隱藏著令人難以想象的珍寶嗎!他們每個夜晚更換一個街區，時而就在萊阿勒農貿大市場附近的酒館里睡些時候。這些走拾人在喝過一小杯燒酒之后，就倚靠著酒館老板，酒館打樣時便倚靠在店鋪門前圈攔起來的繩子上面睡上一兩個鐘頭。
撿拾垃圾的行業里更高級的一個檔次為定點采集人。定點采集人擁有自己存放垃圾的場所，并兼有八至十座樓房的垃圾優先采集權。拂曉時分，他駕駛著一輛馬車到自己的勢力范圍內去拉回他認為有些價值的東西。這種行為被戲稱為“島嶼上面作業的拾荒者”，還可以在給一些用人提供服務中獲得眾多的外快，比如，抖掉地毯上的塵土，或者提上一桶水，就可以得到一小碗殘羹剩飯或是舊衣服作為補償。
具有固定采集垃圾地點這一特權也令定點采集人不得不堅持每日必到，否則他便會喪失這一優勢。當定點采集人年事過高時，他就向門房介紹他的繼承人并從新的定點采集人那里收取租金。人們曾經傳說，定點采集垃圾的區域也可以變賣，其價格如同房地產公證人的手續費一樣，按照街區的富裕程度而截然不同:在十九世紀末期，巴黎中等街區的價格為十至五十法郎，富人區的竟賣到了四百法郎，歌劇院大街與昂旦大街在當時是最熱門的地段。采集權的轉讓大多是在父母和子女之間進行，乃至一些街區的垃圾采集權竟連續傳了幾代人。僅以貝特洛家族為例，其最后一代繼承人埃米麗安娜夫人在1973年還管轄著十條街道。讓·貝德爾于1985年出版的《百年跳蚤史》一書中曾介紹這一家族說: “這家人資產甚殷，乃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便擁有了別墅、轎車和卡車，且雇用著四個員工為他們工作。”定點采集人這一優越處境，既被夜間拾荒者和走拾人嫉妒羨慕.又被他們無情嘲弄:“走拾人自由自在，無拘無束，不依托于任何人，可以把帽子穩穩地戴在腦袋上;與此同時，定點采集人卻因為不斷地向門房、廚娘脫帽致意而弄得大腦傷風受寒!”
那些公然在定點采集人的垃圾堆里搜尋物品的人極易恥辱纏身，在這一行當里，尊重他人的領地十分重要;侵犯屬于他人地盤的人會受到拳打腳踢、鐵鉤痛擊，喪失拾荒者的體面，直至被從行業里驅逐出去。定點采集人在撿拾完畢之后，便將尋獲的物品肩扛車拉地運回自己的存放場所。然后，便是進行挑選分類，通常把一件東西撕扯敲砸分成眾多部分。牙刷被分割成馬鬃、把柄和繩子;衣服被肢解為扣子、襯里和呢絨等等。每個人都認真投入到這項工作中，很快便把經過分門別類的廢舊物品發運出去。
拾荒行業中的最高層次由垃圾總管們虎踞龍盤地占據著寶座。他們實質上都是些商人，擁有貨場和碩大無朋的磅桿。他們雇有工人，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些女工。工人們每夭都要勞動十至十一個小時，進行過細的物品分類工作。分揀好的物品按照不同原料，比如玻璃、布頭、罐頭盒等等，分別用火車發送給不同的專門收購這些物品的批發商人。1900年，有六十多個像這樣的批發商壟斷著整個巴黎的垃圾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