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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源自 關鍵詞：垃圾處理 http://www.goobaidugle.net
垃圾處理是城市管理和環境保護的重要內容，與水、電、煤氣一樣，是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礎設施，是城市維持正常運轉的剛性需求。要滿足這個剛性需求，需要政府、企業、百姓還有媒體一起努力。按照“誰污染，誰付費”的原則，每個人都是垃圾的產生者，每個人也都有處理垃圾的義務。一個城市的垃圾處理問題，不僅僅是涉及污染控制的環境問題，同時還是一個關乎民生、穩定的社會問題。我們亟需做的是，在城市剛性需求、區域環保要求和公眾利益訴求這三者之間找到一個合適的平衡點。
垃圾焚燒
與傳統的填埋相比，垃圾焚燒具有工程用地省、處理速度快、減容效果好等特點，對于人口密集、經濟發達、土地資源稀缺的城市可以考慮優先選擇。
垃圾焚燒技術在1890年～1900年間起源于德、英、美等國。120年來，它不斷進步，現已成為成熟可靠的垃圾處理主流技術之一。目前，國際上人口密度高、經濟較發達、土地資源稀缺的城市，很多都采用了焚燒技術來處理生活垃圾。
相比作為另一主流技術的垃圾填埋，垃圾焚燒有5個明顯特點：
一是工程用地省。同樣的處理量，垃圾焚燒需要的地方僅是垃圾填埋的1/20～1/15；
二是處理速度快。一般垃圾在填埋場中分解需要10年～30年，垃圾焚燒只要垃圾的熔點低于850℃，兩小時左右就能處理完畢；
三是減容效果好。同等量的垃圾，通過填埋可減容約20%，堆肥可減容約50%，而焚燒的減容率可達到80%；
四是污染排放低。據德國環境專家研測，如采用同樣嚴格的污染控制標準，垃圾焚燒產生的污染物僅僅是垃圾填埋的1/50；
五是能源利用好。大約5人～10人產生的垃圾，通過焚燒發電可滿足1個人的日常用電需求。
當然，一座城市選擇什么樣的垃圾處理方式，要跟當地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進行決策。對于人口密集、經濟發達、土地資源稀缺的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杭州等城市，可以考慮優先選擇垃圾焚燒方式，而在中西部地區的中小城市則可以考慮優先選擇垃圾填埋方式。
垃圾分類
垃圾分類有助減量、減排、提質、提效，是一項系統工程，僅靠市容環衛部門一家是很難做好的。
從焚燒技術原理分析來看，焚燒是一種能夠適應處理混合垃圾的技術。目前世界上采用垃圾焚燒的，約有一半城市并沒有做到垃圾完全分類。
話雖如此，但是我們還是應積極推進垃圾分類。因為垃圾分類對于垃圾焚燒來說是正能量，它可以起到減量(減少垃圾處理量)、減排(減少污染排放量)、提質(改善燃燒工況)、提效(提高發電效率)等作用。
歐洲的德國、亞洲的日本、中國的臺灣和上海等，都有很多垃圾分類的好經驗可供借鑒。上海已開始在居民中推行綠色賬戶”，只要居民平常垃圾分類做得比較好，就能得到一定的積分。這些積分可以換取一定的獎勵，譬如贈送一些日用品，到一些商店買東西可以享有折扣等。
垃圾分類是一項系統工程，是全體市民的事，是整座城市的事，涉及到很多方面，僅僅靠市容環衛部門一家是很難做好的，一定要各個相關部門協調、協同、協力來一起推進，一定要通過統籌規劃、系統配套、分步實施、全民參與才能取得實效。
二惡英
垃圾焚燒廠對自然界二惡英貢獻率低于1%，先進的垃圾焚燒廠對于周邊環境的影響很小。
談垃圾焚燒就不得不提二惡英，因為垃圾焚燒會產生二惡英，大家都懼怕二惡英。但二惡英并不是垃圾焚燒廠特有的產物。在自然界中，有水、氣、土的地方，很多都有二惡英。未經過處理的原生垃圾中也含有二惡英，但絕大部分經過高溫焚燒后會分解，再通過一些凈化裝置，譬如活性炭等吸附后能得到進一步的凈化，還會有一小部分伴隨煙塵通過煙囪排放。
伴隨煙塵排放的二惡英濃度是微量的，冶煉廠和汽車尾氣中的二惡英濃度，甚至抽煙和家用燃氣等的二惡英濃度都高于垃圾焚燒。
120年來，垃圾焚燒技術平均每10年就有一個重大的技術突破。最近10年的重大技術進步，就是二惡英的高效處理技術得到了實質性的提升，現在大部分高比例采用垃圾焚燒的發達國家，垃圾焚燒廠對自然界二惡英排放總量的貢獻率都低于1%。 總體來說，先進的垃圾焚燒廠對于周邊環境的影響是很小的。而且目前我國生活垃圾焚燒污染控制標準越來越嚴格，新環保法對環境污染的管控也越來越完善并日益嚴厲，今后垃圾焚燒廠的二惡英排放濃度有望進一步下降。
鄰避現象
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設施標準低、項目選址不公開、公眾對環境利益的自我維護意識增強、缺乏公平合理的補償和平等有效的溝通機制等。
“鄰避現象”在國內外都有，但近幾年在中國十分盛行。它們從PX化工項目到垃圾焚燒項目，并逐步向所有“疑似污染”的新建項目擴散。而當地民眾“上街一鬧”，隨即宣布項目下馬，這種“一鬧就停”的模式鼓勵了各地越來越多的抗議潮。如果任憑這股風氣盛行下去，很可能會導致整個社會的失序和垃圾處理的困境，相信這是各方都不愿意看到的。
引發“鄰避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部分設施標準較低、運營不善、污染超標；二是部分項目選址過程不夠公開、環境評價不夠規范，運營階段采用選擇性達標；三是房市價格攀升提高了公眾對環境價值和環境質量的預期，同時公眾對環境利益的自我維護意識日益加強；四是缺乏公平合理的補償機制和平等有效的溝通機制;五是二惡英等污染被人為誤導、人為放大，引起周邊居民的恐慌，進而被有些人利用后演變成有組織的群體性事件。
